范坡坡：在柏林做电影，一切身份都是流动的
柏林客厅活动讲稿
柏林客厅，最初是蓝书屋基金会的驻留创作者在柏林的的住所。它位于柏林西南方，在一片安静的居民区里。从2023到2025年，有多位中文创作者来此，或长或短地居住，展开旅居中的研究与创作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也在这片空间里尝试一点别的事情。
有一天，我们坐在这个房子里，开始想象这片小小驻地，除了是作者们的创作之地，也能变成一个客厅，容纳附近或远道而来的人，让我们去谈论一些有趣的话题，开一些工作坊，有时还能一起看一部电影。
也因此，在汉诺威蓝书屋图书馆的活动以外，我们开设了一间蓝书屋的“柏林客厅”。我们会在讲者同意的情况下，整理部分客厅活动的内容，以飨读者。
本文为范坡坡在2025年2月柏林客厅活动《范坡坡移民新影像分享：身份重新定位，创作从心出发》的部分内容。关注蓝书屋的Instagram，可以获得最新柏林客厅活动信息。
01
我叫范坡坡，一九八五年生人，在柏林做电影导演。这两年，我发现一个现象。以前别人说起，在柏林的华人酷儿艺术家，我就会说我肯定认识。但这两年，（人越来越多），我就不敢这么说了。今天也是这样，既有一些熟悉的面孔，也有一些陌生的，很期待跟大家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。
很多人会问我，你怎样开始做导演的，怎样开始对电影有兴趣？我们听了很多人都会回答，“啊，我从小就对于电影有热情。”但我没有这么陈词滥调的故事。
小时候，我比较喜欢文学，上高中时的梦想，是想去做图书管理员。但是在中国高考，你得门门都好，但是我是数学特别差，大学如果能不学数学就好了。
后来，我看了一个叫《中学生博览》的杂志。上面有一个读者来信，来信说，我的数学不好，将来对大学很没有希望，很迷茫，自己未来怎么办？然后编辑回信说，你可以考虑去读艺术。
可是我也没有什么艺术特长，然后答案就是，你可以考虑去读电影，因为电影不需要什么艺术特长。
我高中有个同班同学，他当时要考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，我就跟他一起去混着去，坐硬座火车，去北京艺考，就蒙上了。然后我跟我爸妈说，就还是挺难的一件事，他们也没什么感觉，就说好，因为他们对艺术、对电影没有任何概念。虽然我们的邻居都还劝说，你不要让孩子去读电影学院，将来你们家没有关系，他就算读了，他也混不出来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拍电影很花钱。
去北京考试前，我需要钱，他们就说花多少钱，去北京考试可以给你，好像就是两千块钱，在北京呆十天，够了，可以可以。这个钱我们家还出得起的。所以我一直在我爸妈这种无心的教育方式当中成长起来。
02
但大概是到大学第三年，我才开始对电影真正产生兴趣。
在那之前，有印象很深刻的体验，我班里有一个男生，他就非常恐同。我们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还会故意去讲一些跟性别、性取向有关的话题。然后他就会说，同性恋都该死。我好像从上学以来就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，但是他也不会在我面前避讳任何这样的话题。第二年的时候，我刚好跟这个同学分在同一个宿舍，一个宿舍住四个男生，一台电视机，当时都还是看盗版碟的，我就天天在电视机上看同性恋电影。他就过来凑过来看了，说这什么片儿啊？我说，你得看看，这是得奥斯卡的。我当时学的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，其实是写剧本，然后说，看这个剧本写得多好，你看了之后你也能写好剧本，就这样，他跟我看了一整个学期的同性恋电影，就被我洗脑了。
后来有人问我，说那个谁，你怎么把他洗脑的？现在谁跟他说同性恋的坏话，他都跟人家吵架。我说原来电影还有这样的效果啊。其他同学刚入学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讲大师的，张口闭口都是塔可夫斯基、伯格曼。其实我入学之前一部塔可夫斯基都没看过。但跟这同学的际遇，给我一个感觉，原来电影并不光是一个去装逼的媒介，而是真的可以去跟大众对话了。对我来说，在上学期间能够真正有动力去学电影。所以，其实我跟电影之间，是先结婚再相爱的。
我们相爱的连接点，其实就是电影的社会性。
03
后来，我当然对电影的所谓“社会功能性”，会有一些反思，但那是后话。也因此，在我上大学时，我就写了一本书《春光乍泄：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》。那是2005年，我在课上写了很多跟同性恋电影有关的论文。我在图书馆里面查找很多资料，发现还没有相关的书。
我上学时候的老师崔子恩，他是中国酷儿独立电影的一个先锋，我在和他打排球时，他说给我介绍一个书商。他说，写书挺难的，你要坚持啊。所以在打排球的过程中，就决定要写这本书。那时候出版环境不错，一个书商表示很感兴趣。
书商说自己拿到了一个书号，但是要我在一个月之内完成。我说我要写一百部电影，每个电影至少要写两千字，这样算出来二十万字，怎么可能完成？那一个月，我就没怎么睡觉，我还怕旷课，所以经常是通宵，写到早上五点钟，然后去上七点钟的早课。早课都是英语课，所以当时我的英语课本上全是睡觉留下的口水，哗啦啦的，书本都粘在一起。
两个月后，我交稿了。她说太晚了，书号已过期了，又出不了了。没办法，那就压着呗。过了两年之后，2007年，我一个朋友见面骂说，坡坡，你出了书，怎么也不送我一本？
我说什么书？
他说，现在书店都在卖呀！
我跟书商打电话。
我说，哎，姐，我们那个书是出了吗？
她说，出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她解释是说，把这个书稿给了出版社，自己就没去管了，因为她是中间商。然后她说，出版社确实是出了，那赶紧给你结算一下稿费吧。
她当时问，你可以选择稿费支付，钱稍微多一点；要不然版税，少一点。我说我要签版税，对这个书的销量有信心，将来可以重印。她说，这么小众的一本书，不会重印啦，你真傻，你还少收几千块钱。
但是后来，在我生活非常困苦、存款不到三位数的时候，突然，这个书又重印了一次。这是一个挺神奇的经验，因为至少，当时那笔存款，给了我一些底气。
04
我在大学时候，也接一些其他的活儿，有一点存款，我是我们班里的小富翁。所以，当我们的同学都是去电视、去赚钱的过程中，我就做了一个挺另类的选择，我去买了一台摄像机，想开始去做纪录片，我们同学也都觉得很惊讶，都说，你在记录片课上，全都是睡大觉的。我说，纪录片课那不都在大早晨嘛。
他们其实内心就觉得，你这样的，怎么会去做纪录片？但当时，我的想法是，在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被关在学校里面。可能大多数在中国受过教育的，都会有类似的体验，其实我们并不了解社会。当时我们写剧本的时候，都是说，你去参考一下美国电影韩国电影，但其实，我们对真实社会的了解非常之少。
再加上，当时我非常害羞，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低着头。这一台摄像机，就给了我一个借口，一定要去跟别人对话，强迫我自己去了解社会。所以他人，就成了我的老师。我从2007年，大学刚毕业时开始做纪录片，一直做到2016年。
在做这些片子的过程中，我也有很大的不满足。我发现，其实我并没有那么适合做纪录片。因为我脑子里面有很多的故事。我又没有那么强烈的动力，去一直拿着摄像机。我我看到很多好的纪录片导演，他们真的很努力，就是一直拿着摄像机，然后去拍。我认识一个以色列导演，他说他的一个片子就是关于他的男朋友，他男朋友就说，你再拍，我就跟你分手。你两个选择，要不然是我，要不然是你的片子。结果他选择了自己的片子。
虽然我也不一定会选择男朋友，但要我为了片子，去做那么多对生活的牺牲，就不行。我还是喜欢生活在其中，享受其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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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一个问题，是在中国的创作环境。在拍的过程当中，你作为导演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观众。我那些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，当然有给我满足的部分，比如跟观众的交流，特别是那些关于家庭出柜的片子。我其中的一个纪录片，叫《彩虹伴我心》，就是讲同志的妈妈如何接纳他们孩子的出柜过程。
有人比较夸张地跟我说，哎，我早上跟我妈出柜，我妈还哭，还生气呢，下午看了这个片子，他就跟我一块出去逛街去了。我说，我的妈呀，那这不是一个洗脑的片子吗？当然，他肯定有夸张，但也给了我力量。
同时，我还在参与北京酷儿影展的组织。我们当时有一个巡展，去中国各地去跟大家放片子去对话。有很多说，你的片子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。但是，也会遇到特别顽固的观众。
有一次，在天津我做了一场放映。那个活动本身很好，还在一个正规的影院里面放。所以来了就挺多不太了解、对酷儿话题没有兴趣的人，或者不见得有兴趣的人。放完之后，他长篇大论了一番，关于“异性恋为真爱、同性恋为性爱”的观点。他女朋友坐旁边，拽他的衣服。
我说，也有同性恋为真爱，也有异性恋为性爱的。
他说不是啊，然后重复一遍。
我只好说，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，其实谁为性爱、为真爱，也都没有错，你只要别上去揍人家就行了。
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困境。
其实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人家的想法。况且，这种策略和思维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凭什么我们就要去改变人家，以文载道，然后说教？我也在想，我的片子里，有没有说教的部分？
但是我不后悔，哪怕有说教也行。比如有人批评说，你这个片子做的，就跟同性恋宣传片似的，这跟CCTV没什么区别啊。我后来又想，那CCTV也不会讲这事儿啊。我就是想用同性恋宣传片的策略，也是拿来主义，一个反讽的方式。后来我有一度就想在名片上面印，“同性恋主旋律导演”。
当然，后来我也有所变化了，我想去创作剧情片。
06
我的第一个剧情片，其实是一个色情片。当时，我的《彩虹伴我心》被审查下架之后，我就给56网打电话。
我说，为什么会删掉我的片子？
对方说，你片子里面有没有反动色情的内容？
我马上说没有。但立刻，我内心就觉得，哪怕有色情的，又能怎么着？
后来有一个学者，他在采访我的过程中，问，如果你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，你想做什么样子的片子？
我说，我想做酷儿色情电影。
他说，我有俩朋友，你应该认识一下，也许你们能一块儿合作。后来我就拍了我第一个剧情片。我们创作的方式，是三个人坐在一起，讲自己的性幻想，还有性的故事。根据这个小工作坊，还有我对他们角色认知的判断，我就写了一个剧本。我发现，我在纪录片导演的背景下，从真实的故事去出发，能够有很多心灵上的连接，特别是跟自己。
我在第二部剧情片的创作，也是用的类似的方式。在跟拍我的纪录片，叫做《彩虹伴我行》，是《彩虹伴我心》的续集。这是关于同志孩子的父亲的故事——他们怎么跟孩子去互动？
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戏剧工作坊，让这些爸爸，他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跨性别的孩子。我们让爸爸扮演，如果你有一个跨性别的孩子，你是怎么样去对待孩子？当时我有个朋友，超小米，也来参加。她上过《奇葩说》，走在大街上，有人还会认出她来。我是在拍摄纪录片时，和她认识的。她跟我说了挺多个人故事，我刚认识她时，觉得她咋咋唬唬的，有点不喜欢她。她就开始分析自己的性格，跟她的跨性别身份、跟长期以来受到的压制有很大关系。
拍完这个纪录片之后，我说我写了一个剧本，想让你来演，依然想着自己生活当中的方式，再加上，我当时在北京的观察，就创作了这个剧情短片，叫《鼓楼西》，我是在2017年拍摄的。
（编者注：为柏林客厅观众播放电影，并回答和讲解创作细节）
07
这部片子主要是在一些国际电影节播放。在国内有过几次独立电影沙龙播放，也在歌德学院、一些外交空间播放过，那时候国内还有这样一些空间可以播放。看完之后，大家最多的反馈就是，没看懂。
我一下子觉得，这种感觉真幸福，终于有人看不懂我的片子了。因为他看不懂，就会有不同的解读。如果你看得那么懂了，最可能别人就会说，像同性恋宣传片。
从我的个性来说，我比较享受这种看不懂的反应。观众会给我讲一大堆，他觉得主人公最后怎么着了的故事。我就觉得，挺好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但是也有重合之处。
这个片子的结局，他们去了哪里？跟我来德国也有挺多关系。这个片子是2017年拍的，然后因为那前后就有“反拆墙打洞”、“清理低端人口”等现象发生。在清理的过程当中，我看到的，不光是农民工、小生意商贩，还有像电影主人公这样的，看上去还有点中产。但其实，同样很边缘。当时很多的咖啡馆在附近，但都是因为一个理由，这不是用来做经营的，是居民区，你扰民了，就把那些店全给关掉。
虽然这些事件，跟酷儿、性别话题没有直接关系，但被清理的这些人，里面是有酷儿身份的。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个角色。
比较戏剧性的，我写完剧本之后发给超小米。她说，范坡坡，你就咒我吧，我前几天刚好收到了我们店要被封的指令。
我说，哎，完了，那我们得赶紧拍呀！在你那个店被封之前，千万把它拍了。等你店被封了之后，我们再继续拍封了之后的那部分，这样连美术费用都省掉了。
当然，这个运动本身也给我一个决心，就是我想搬离北京。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想离开这个城市了。因为它是一个正在建起墙的城市，而不是一个更开放的城市，我这部片子里，主演、制片，也都去了不同的城市和国家。
所以，我就来了一个曾经拥有墙，然后把墙给拆了的城市。
08
为什么我会来德国？现在还是有人问我。在不同的情景之下，我有不同的回答。
我在中国的时候，别人就老说，坡坡，你说话太直了，这在中国不好混，你不如去德国吧，听说他们说话很直。到我来德国之后，其实德国人也经常跟我说，坡坡，你说话太直了。这大概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。
2017年，我申请到了博世基金会的一个奖学金，crossing borders无界行者，现在已经停了。可能是我们这些行者做得不够好吧。一年后，我们还被邀请到基金会总部做成果展示，对方还跟我们说，你要好好讲啊，讲好了，项目还能继续下去。
我研究的题目是，“柏林的夜生活”。然后我做了一年柏林夜生活的研究。我当时写了一个剧本，是跟柏林的夜生活有关系的。后来我写项目报告时，需要写项目最大的挑战在于什么地方？我写的是，我最大的挑战，就是我通常早上四五点就回家了，人家都待到上午十一二点，待上一整个周末，我精力不够旺盛。
最初来柏林，没想到要待这么久。那时我三十出头，就想着，以后年纪大了，还能跟别人吹吹牛，说自己been there，done that，没想好以后去哪里。别人每次问我，我就说要回中国，搬去上海，我都在寻觅上海的房源与合作机会了。
当时在柏林，我有个特好的朋友。有天晚上，我喝醉了。我说下个月要搬去上海了，挺好的。他问我，那你怎么看上去很伤心。我不承认。
第二天酒醒了，我问，我说自己要去上海的生活，真的看上去很伤心吗？
他说，真的，你不想去上海。
我一想，好像是真的。
我的一个德语老师跟我说，你特有语言天分，德语千万不要放弃，再学学，考到B1，你就可以在德国读书了。而通过一年对柏林夜生活的研究，我也从中获取了创作上的灵感，就拍摄了这部片子《喝一杯》（Beer！Beer！），成了我在柏林创作电影的开端。
（编者注：为柏林客厅观众播放电影，并回答和讲解创作细节）
我在做关于柏林夜生活的研究时，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，不一定发生在夜店里。很多club门口，就有特别多有趣的遭遇。当然，在电影里的情节，不是真实的事情。无论是夜生活，还是其他的场合，有时候遇到的一些情境，其实跟你的亚洲/酷儿身份有关系。但是又并不一定是种族歧视的，但可能更多是一种culture ignorance，文化忽略，或者可以称为，micro-racism，一种微型种族主义。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，《床上的微型种族主义》。
说到创作方法，很多都是生活当中来的。有些东西是我听到的，比如说亚洲人年龄的问题。直到现在，晚上我出去，有人说，你真的四十岁了？他们觉得你太年轻了。这也分场合和别人的语气。有人如果上升到说，你们亚洲人都不aging（变老）。我就觉得说，你再这么说，我就把你写到剧本里去。
电影里的有一些东西，我凭想象写了，有一天我又遇到一个人，他马上就要说我的身高之类的问题。我就心想，你可千万不要说我剧本里的台词，结果他果然说，啊，你是我见过最高的亚洲人。
所以创作方法，既有生活的提取，也有基于此的想象。把自己置于在情境中，如果你在那个身份当中，就自然就会那样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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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我为什么强调，不一定要把它上升到种族主义的高度。因为作为创作者，在某一种身份证治的陷阱里，就有了一个box，有了那个盒子。我感觉是，被它框在其中了。所以我用喜剧的方式，调侃别人，其实也调侃自己。喜剧的方式也是一种empowerment，一种赋权。
很多时候，身份政治会有一个施害者和被害者的单向度描述。在写剧本时，我会让好几个朋友来读，让他们点评，哪一个人物更讨厌一点。有人说，Sebastian（电影里的白人男性）是个混蛋，真讨厌。有人说，我觉得Tao（电影里的中国人）其实也挺讨厌的，他利用别人把床垫搬回家。我就会说，那就对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方式。
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复杂的面向。现在，我在做最新的剧情长片时，我也有两个主角，不停地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谁做了什么样的“坏事”，谁在哪个阶段做了什么“讨厌的事”，谁往前挪了一步，谁往后退了一步。而在《喝一杯》这部18分钟的片子里，剧本的戏剧也是如此。
这部片子我发给了《鼓楼西》的制片人，对方说，恭喜你，你终于找到了自己。你做鼓楼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不是你的性格，你不该做这么看上去有点装逼的片子，但这一步，你的作者人格出来了。
但其实，我也有《鼓楼西》里的那一面，也有《喝一杯》的这一面。也因此，我最重要的创作方法论，其实是问自己，内心是否接受和相信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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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柏林亚洲电影节，那时我刚搬来柏林，《彩虹伴我行》也入围。那之前，我的这部电影被下架，我和广电总局打官司，是在2015年。2015年中国最火的纪录片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我内心觉得特别残酷，中国人的嘴都用来吃饭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“阴谋”，大家被食物给迷住。虽然我自己也爱吃，但大家都不停地讨论美食，并在意自己的嘴可以做其他事情。我们的嘴可以做很多事情。
我当时发誓，绝不天天吃中餐。德国人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一个星期以后，我就受不了了。后来我去了东宣市场（柏林的越南市场），吃越南河粉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不会因为去了一个越南市场，就有回家的感觉。但在柏林，我的亚洲身份，比酷儿身份更突出了。在我住的街区，一下楼，全是酷儿艺术家朋友。你的酷儿和艺术家身份被淹没了，这些原本小众边缘的身份，被正常化了。但亚洲身份却更突出。在2017年那个时候，（亚洲人不多），我在柏林大街上看见亚洲人，你们都会相互交换一下眼神。
Photo: Karen Cheung
那一年的柏林亚洲电影节，也给了我很多启发。我突然发现，在柏林，把亚洲议题放在一起探讨，完全没有违和感。菲律宾、越南、印度，都可以和中国的议题交叉在一起。而很多时候，我们在中国，反而邻国的议题，是被公权力所淹没的。所以不管是软性的还是硬性的审查，我们了解我们的邻居吗？所以反而，我们是在另外一个空间，柏林，有一个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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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是流动的，不管是地理空间，还是时间，都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份。当然，我还是一个酷儿身份，只是在这种时候，亚洲身份某种程度上更重要。可能随着时间增长，我变成了一个老头，老头的身份，对我来说就会更重要。
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学习酷儿领域的学说，讲到身份的流动性，我们不见得真的在实践上主动“流动”，反而是被迫的流动，突然之间，你真的流动起来了。所以我常觉得，在德国做一个亚洲人，和在中国做一个酷儿，是非常相似的。表现为——你可以存在，但你不被呈现。
在中国，酷儿被非罪化很多年，但如果你要去呼吁一下，就会被打压。亚洲人，在德国可以继续待着。但是电视上呈现的，仍然很白。现在会好一点，你会被呈现，但都是刻板印象里的花店老板、美甲师，等等。我有些亚裔演员朋友经常对我说，哎，我又演了一个美甲师，好在这次戏份多一点，有两句台词。你如果跟电视台说想演别的角色，他们反过来会问，这样的角色存在吗？这故事不太符合我们的想象。所以有时候，德国社会其实对你的这种呼吁，是很无视的。
有一次我在一个panel上，我提到了身份的问题，另一个嘉宾说，不对，你看美国游赵婷、李安，人家可以拍一个完全白人的片子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美国到底出了多少个李安和赵婷？又有多少个（亚裔），在他们身后，很有才华，很努力，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。更何况，李安和赵婷他们本人，又付出过多少？
这不是简单的一句，你干嘛不去自由的创作——可以解决的。所以我现在的创作，希望打破这种东西。
但是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有时我自己也会困惑，我应该用怎么样的呈现去打破？去年有件事情，让我挺感同身受。当时，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个工作坊。我跟台湾导演周美玲在同一个panel里，她当时说，在台湾，她做酷儿电影很多年，面临很多恐同人士的抹黑，要么是从宗教的视角批判。她有时看那些东西非常生气，很想上街跟那些人打一架。
但是，她说，如果我在很生气的时候跟他讲话，人家不会愿意听。所以每次遇到这种情境之下，我就会沉下来气。如果我用自己的和平，去讲一个故事，把美、幽默、我的哲学灌注到电影里面，而不是为因为我的“敌人”，去改变我自己的讲话方式。只有这样，别人才有可能会听见。
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。比如什么是愤怒？什么是生气？愤怒有时候是否也给你一些赋权？但当时，在她说了以后，我就继续去看自己，这几年在创作上，处理身份议题，也有心境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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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候我会用比较中国的哲学，比如阴和阳，人的身份是交合、转换和交叉的。白人不一定是阳，因为在一个party里面，你也会遇到那种完全没人理的老白人。而一个亚洲人，可能是一个中国富二代，在欧洲寻欢作乐。在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人，那么我应该在电影里去呈现。
在我写剧本中的人物时，不一定是自己的经历，也不一定是自己的性格。我只是会想，在那个情境之下，我可能会那么做。我自己的剧本，我都会完全演一遍，一次演不同的角色，感受那个人的感受，穿上那个人的鞋，我就会那么去做的。
目前，我在创作的长片《Grammatik》，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叙利亚人在语言班里的爱情故事。对于那个叙利亚人的角色，我没有难民身份的经验，没有阿拉伯的文化背景，他的职业是一个厨师，我也没做过厨师。但是我如果穿上他的鞋子，带入他的身份。我用这种直觉性去感受。我甚至会和我的心理医生聊这个剧本。医生说，这两个角色，一个是你的自我，一个是你的本我。那个中国人，特别爱玩儿，不认真学习。而那个叙利亚人，充满韧性，永远都在认真学习……我可能都有他们的印记。
《喝一杯》这个片子也有人说，你对德国人的刻画是很刻板的。我觉得太好了，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。我作为一个创作者，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“好人”，打破了“受害者”和“施害者”的框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和问题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权。我的特权，可能还是我是一个创作者，多多少少有一些观众。并且，我也可能有对人家的误解和刻板印象。所以，还是尽量地去穿别人的鞋，认知到自己的局限，也尽量地知道自己的特权，自己可以反思的地方。当然，我也不想太有意地去创作，直觉对我很重要。
现在的这个社会很撕裂，什么议题都能把大家撕开。种族议题可能是最浅显的问题了。现在有右翼的问题存在。而在德国社会任何一个场所，那么你一提巴勒斯坦问题，两帮人就会吵起来。这些都涉及到身份政治，会愈演愈烈，能够平下心来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无论哪一方。这是有时候我看到挺困难的事情。
有时候，我自己也会觉得，今天是不是太愤怒了？我会想，我的愤怒是否是一种赋权，还是伤害自己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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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我拍了一个可能我有点愤怒的片子，《厨房德语课程》（《Lerne Deutsch in meiner Küche》）。
（编者注：为柏林客厅观众播放短片。）
当时柏林一个很有名的后期制作公司，找到我。RBB24， 柏林-勃兰登堡广播公司，已经没有片子可播了，给了他们一个项目。于是这家公司就有了一个想法，他们邀请在柏林勃兰登堡住的二十个导演，有文德斯这样的世界名导，也有我这种newcomer。当然，我觉得我被邀请也有一种身份政治里的tokenism在。规则是，每个人只能在自己家里的四面墙之内拍摄，不能出门，每一位艺术家都是900欧元报酬。他们跟我说，别介意哈，文德斯也是拿900欧。
他们说，你能不能在片子里说德语，因为这是德国公共电视台。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，他们想要一个移民讲很烂的德语。干嘛不呢？我还可以教他们德语。就拍了这个厨房里的中国食物（编注：该短片涉及到对“中国人吃蝙蝠”刻板印象的讽刺）。
这部片子最后，是我在地铁上拍的。那是2020年的柏林电影节，凌晨两点钟，我从一个party出来，那个人追着我骂了很久，让我滚回中国。我把它拍了下来，去警局报警。我说，你看，这个人这么骂我，涉及到种族主义犯罪，你们得管管。我还拍了视频取证。警察的第一反应是，你不能拍这个视频，是违反欧盟数字信息管理法的，侵犯个人隐私。
我说，首先，这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违法。其次，我是一个电影导演，这是我创作的一部分。警察说，好吧，那你不要乱用。
我说，那你需要这个视频抓人吗？
他们说不用，因为有监控。
结果第二天，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说要一下我的视频，因为地铁监控坏了。
再过一段时间，柏林警察给我发了一封信，说他们已经认出了这个人，但是“这个人已经消失在了德国的地图上”。
到后来，我就想，把这个镜头放到这部片子里吧。我咨询了对方。对方说，即便是打马赛克，也是违反欧盟数字管理法的，就是这么严格。但是如果，你放到我们RBB电视台上，就是一个公共事件。公共事件是有例外的。如果出问题，被告的是电视台。RBB说，他们可以承担这个责任。
这个片子可以看出电视对德国人的重要性。我当时住的地方在neukölln，刚搬进去时，楼长对我特别不友善。我准备在门牌上贴我的名字，他说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随便贴。结果那片子播出以后，有天他在楼道里清理垃圾，对我说：坡坡！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！你那个面，怎么做的？我说你到我家，我下面给你吃。
从此以后，他就对我特别好，很多不在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，修冰箱之类的，都来帮我。每次看到我，都感觉看我跟看电视明星一样的那种笑容。
我也有自己的成长过程。那时我和一个亚裔朋友走在市中心，一辆车经过，摇下窗户，里面人大喊一声，Fuck you！go back to Japan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那车哗地开走，我一开始没听懂，朋友给我解释，我说这人傻呀，怎么就觉得我们是日本来的？她愤怒地说，因为在德国长大，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日常。
慢慢的，我也觉得，哪怕你没有办法打败人家的想法，就让自己更坚强。面对种族歧视的问题，我去过警察局三次，一次比一次更不怕。我有了更多的知识。我现在还买了法律保险。如果反而告我的话，我也不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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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我想分享，柏林艺术家的生存处境。2025年，柏林对于文化艺术类资金的削减情况很严重。我比较熟悉的是电影行业。
前段时间，我刚开了一个会。现在最可怕的，是电影基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。电影产业的那一部分会被削减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面向，和电视台也掺杂在一起。因为无论怎么cut，电视费每个人每个月都在固定地交——而德国电影产业，无论做什么片子，都有电视台来支出大概超过一半的费用。如果你拿不到电视台的支持，那片子基本上就完了。
德国的电影基金分为州立的基金、联邦的基金。州立基金由每个州自己决定，得看是哪个党执政。现在我的长片，是由汉堡电影局资助的，目前他们是社会民主党SPD执政，相对来说比较支持艺术。越是保守的党执政的州，对于艺术的支持就越低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艺术没用。
柏林目前是基督教民主党CDU执政，可能要到2025年4月份之后，才会尘埃落定。
前阵子，一个美国导演朋友对我说，你们欧洲活该，被这些公共基金宠坏了，你们现在就知道美国方式了。他们都是找私人赞助。这也造就了美国电影这么强以及这么强的文化倾略性的特点，他们都必须要盈利。德国的电影人们可能没法在短期之内去适应新的生态。很多艺术片确实没法收回成本，但也造就了欧洲电影开拓美学上的新局面。
如果没有更多元的影像探索，后果会是一个灾难。目前，柏林的艺术家们，也都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，不只是公共资金被削减多少，而是不知道它会去向何方。我们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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